【記者葉璟頤/整理報導】當代世界政治中，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正在全球展開：民主制度並未被公然推翻，但越來越多的國家 —— 無論是已開發國家還是轉型國家 —— 都在民主的外衣下實施著威權統治。選舉依舊按時舉行，議會依然存在，媒體也保有一定空間，但權力卻在不知不覺中集中，制衡機制逐漸被削弱，強人政治重新回到歷史舞台的中央。
這種民主退潮現象並非當代獨有。回溯近一個世紀前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經濟危機中，許多國家同樣走向了威權化道路。波蘭作為東歐國家的典型代表，恰好在這兩次民主退潮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，成為觀察民主與威權博弈的理想對象。
一：初生之國的民主困境 ——1920 年代的威權轉向
復國之初的現實挑戰
1918 年，在經歷了 123 年的瓜分統治後，波蘭重新出現在歐洲地圖上。然而，這個新生國家面臨著嚴峻的現實困難：從俄羅斯帝國、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的碎片中拼合而成，三套截然不同的法律體系、官僚制度和行政傳統在此交錯共存。
普魯士式的刻板高效、奧匈帝國的文雅習慣、沙皇俄國的低效專制，這三種截然不同的行政傳統在新成立的波蘭政府中碰撞融合，造成了體制上的混亂。此外，境內數百萬少數族裔的存在，以及經濟凋敝、社會結構破碎等問題，都讓這個年輕的國家步履維艱。
民主制度的形式與實質落差
波蘭的憲法、議會和選舉制度在 1918 年就已建立，但支撐這些制度運行的社會基礎遠未成熟。各派系政治勢力之間缺乏基本信任，在議會中相互質疑、爭鬥不休，政府頻繁更迭，國家治理陷入癱瘓。
人們逐漸意識到，民主程序可以啟動國家機器，卻不能自然地導向關於國家發展方向的基本共識。這種無力感為「強有力的領導」鋪平了道路。
畢蘇斯基的「仲裁者」統治
1926 年，波蘭獨立戰爭英雄畢蘇斯基（Józef Piłsudski）發動「五月政變」，宣稱要「淨化」波蘭政治。新體制並未廢除選舉制度，但權力重心迅速向總統和軍方集中，議會逐漸被邊緣化。
畢蘇斯基不願被稱為獨裁者，而更願意自稱為「仲裁者」。他認為波蘭這個年輕國家還太脆弱，需要有人扶一把，曾比喻說：「民主不是種子，而是果實。國家的樹幹必須先長出來，枝葉才有可能繁茂。」
二：歐洲歸隊後的身份危機 ——21 世紀的威權復興
冷戰後的民主轉型與歐洲整合
冷戰結束後的 1990 年代，波蘭成為東歐國家民主轉型的典範。市場化改革推進迅速，民主制度不斷鞏固，經濟實現高速增長，並成功加入歐盟和北約。
2004 年，波蘭與其他九個國家一起加入歐盟，被視為「回歸歐洲」的重要里程碑。當時的波蘭社會洋溢著樂觀主義情緒，人們普遍相信，加入歐盟將帶來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。
歐洲夢的破滅與心理落差
然而，短短十幾年後，波蘭人逐漸發現這條歐洲化道路並不平坦。加入歐盟後，波蘭人本以為能夠迅速「變成西歐人」，但現實卻讓他們感到失望：社會分層依然存在，工資水平仍然偏低。
波蘭在歐盟內部被法國、德國等核心國家視為勞動力來源國，而非平等的合作夥伴。這種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心理上的落差，讓許多波蘭人感到不適和不滿。
價值觀衝突與文化防禦
更為深層的矛盾來自價值觀領域。歐盟推行的自由主義價值觀，包括 LGBT 權利、墮胎合法化、世俗化和移民政策等，與波蘭深厚的天主教傳統價值觀存在巨大差異。
在許多波蘭人看來，這些西歐價值觀像是從外部強加的命令，讓他們產生了對「文化殖民」的本能抵觸。這種價值觀的衝突造成了深刻的心理矛盾：「我們回到了歐洲，但歐洲好像並不需要我們保持自己的特色。」
2015 年的政治轉折與制度重塑
到 2015 年，波蘭社會心態進一步右轉，右翼政黨「法律與公正黨」（PiS）在大選中上台，成為波蘭自 1989 年以來第一個能夠單獨組閣的政黨。
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概括為：「我們不是要『被歐洲化』，而是要讓歐洲記住，我們也是歐洲的締造者。」利用多數黨地位，他們開始重塑波蘭的權力結構：削弱憲法法院的獨立性，控制公共媒體，調整選區劃分。
波蘭的「法律與公正黨」政府與匈牙利的歐爾班政府結成了中歐保守主義軸心，在歐盟內部形成了系統性挑戰。他們並不是要反對民主本身，而是試圖通過民主程序重塑民主的價值取向。
三：兩次威權轉向的比較分析
表面差異與深層共性
波蘭這兩次滑向威權的歷史過程，從表面上看存在很大差異：第一次是軍隊通過政變接管國家機器；第二次則是政黨在議會內部通過修改規則來鞏固權力。第一次是因為國家太年輕脆弱；第二次則是因為國家在融入歐洲過程中迷失了自我。
然而，這兩次轉向在深層次上遵循著相似邏輯：當民主制度無法解決社會最深層的焦慮時，社會就會呼喚「更強的手」來替它做決定。
焦慮政治與民主脆弱性
1920 年代的焦慮是「國家能否活下去」的生存焦慮；2010 年代的焦慮則是「國家是否還能保持自我」的身份焦慮。一個是制度的空心化，一個是身份的溶解。但從根本上來說，兩者都反映了同一個問題：國家認同不穩定，民主的根基就會淺薄，風一吹就會動搖。
民主制度的穩定運行不僅需要完善的制度設計，更需要社會成員之間的基本信任和共同認同。當這種信任和認同受到質疑時，民主制度就會面臨挑戰。
當代威權化的新特徵
與 1920 年代相比，21 世紀的威權化呈現出新的特徵。首先，它更多是在「制度內」完成的，通過民主程序來削弱民主制度本身。其次，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也發生了轉變：從「國家建設」的需要，變成了「文化防禦」的使命 —— 守護民族的信仰、傳統和家庭秩序。
在這種敘事中，威權統治不再被視為「不得已的選擇」，而被塑造為「守護文明的責任」。這種轉變反映了全球化時代文化認同政治的興起。
四：東歐經驗的普遍啟示
民主轉型的複雜性
波蘭的經驗告訴我們，民主轉型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，它不僅涉及制度建設，更涉及社會心態、文化認同和價值觀的深層轉變。民主制度的建立容易，但民主文化的培養卻需要時間。
東歐國家在 1989 年後迅速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，但支撐這些制度運行的社會基礎並未同步成熟。這種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，為後來的政治動盪埋下了伏筆。
全球化時代的身份政治
全球化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身份政治的興起。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推進，傳統的民族國家邊界受到挑戰，人們的身份認同變得更加複雜和多層次。
在這種背景下，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想容易獲得支持，因為它們提供了一種簡單而明確的身份認同。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右翼政黨在歐洲各國普遍崛起的重要原因。
結語：歷史教訓與現實啟示
波蘭百年來的政治發展軌跡，為我們理解當代全球民主面臨的挑戰提供了寶貴的歷史鏡鑒。從 1920 年代的國家建構危機到 21 世紀的身份認同危機，波蘭的經驗告訴我們，民主制度的穩定運行不僅需要完善的制度設計，更需要社會成員之間的基本信任和共同認同。
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，如何在保持開放包容的同時，維護民族文化認同；如何在推進國際合作的同時，保障國家主權；如何在追求進步的同時，尊重傳統價值 —— 這些都是當代民主國家面臨的重要課題。
通過深入研究波蘭的歷史經驗，我們不僅能更好地理解當前全球民主面臨的挑戰，也能從歷史的教訓中汲取智慧，為民主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。在這個民主與威權博弈的關鍵時期，我們需要以歷史的眼光審視現實，以理性的態度面對挑戰，共同推動民主價值的發展和完善。
參考資料：《施展世界》施展札記61〈當民主不再解決問題，威權就回來了〉。